證券時報記者 王小偉

從2018年國資紓困民營上市公司開始，每當有國資入主民營公司，就有一種伴生擔憂——是否“國進民退”。但無論從收購條件、各方意愿，還是實踐效果來看，結果并非“國進民退”，而是“國民共進”。

旅游業是前述擔憂的代表性場景。今年以來，天目湖、三特索道等多家旅游公司被地方國資入主。這些公司疫情期間業績承壓明顯，而監管又要求降低重點國有景區門票價格，這意味著，對于具有資源壟斷性質的大景區而言，公益屬性將愈發凸顯。在此背景下，既能夠維護景區公益屬性，又能夠在經營管理上游刃有余，什么樣的所有者和經營者才更為適配？市場化的最佳選擇，應該就會落在國資身上。

拆解近年來地方國資入主案例，動機各不相同。部分是為了引入企業在當地經營，帶動原有產業，增加就業，激活區域經濟；部分地方國資投資上市民企是基于收入模式轉型需要，通過投資收益替換部分非稅收入，讓地方政府收入來源多元化。想要達成這些目的，地方國資一方面可以自行培育、變革，另一方面也完全可以用市場化手段在信息披露更為透明、估值更為公允的資本市場購買。

而且，在國資入主的過程中，雖然地方國資入主上市公司有提升資產化率、布局產業鏈條、發力產業轉型升級的考量，但是多數入主都指向了幫助民企緩解債務壓力，同時又可使企業補充資金，確保社會財富免遭更大損失。本質來看，這是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和企業發展規律的市場化行為，不應表面看到入主者是國資身份就馬上戴起“有色眼鏡”。只要是平等、公允的市場化行為，必然是交易多方各取所需，進而指向互惠共贏。

無論從民資僅僅讓渡投票權、保留部分股權收益權的交易模式來看，還是從國資入主后多方協同來看，國資、民資都在為標的公司的發展，形成越來越大的合力。兩者猶如兩個翅膀，一起帶動上市公司在經濟周期的起伏中穿梭前行，“國民共進”特征在今年入主案例中表現得更加明顯。

宏觀經濟和中觀產業壓力之下，部分擔憂聲音的出現，反映了市場對民營經濟后續可持續性發展動能的憂心。

近些年，部分民營企業融資難題、外部沖擊等多元挑戰并存，發展壓力較大。這說明，面對經濟增速的變化，以及經濟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變化，原有粗放生產方式和經營方式的慣性需要擺脫，如何在外部環境與內部因素相互交織的新生態下，尋求更有韌性的成長方式，是擺在不少民營企業家面前的核心課題。

而對于國有經濟而言，也需要高度重視“入主后”時代的整合工作，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。國資企業近兩年一直在強化利潤考核和市場運營，尤其今年還提出“一利五率”等新的考核體系。這要求國資股東要重視現金流，既要考慮投入產出，更要降本增效，管理運營也需要更加符合市場規律。

對于民營資本和國有資本的這些新要求，也將實現兩者更強的“互補式”綁定，為更進一步的“國民共進”增添籌碼。